拾珍丨吴庆洲: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

本文探讨中国传统营造的仿生象物意匠,认为它是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产物,其文化渊源为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风水观念,并从法人、仿动物(包括凤凰、龟、鲤鱼、鳌鱼、龙、牛、螃蟹、蛇和蜈蚣等)、仿植物(包括葫芦、梅花等)、象物(包括琵琶、船、盘、盆、钟、棋盘、八卦等)几方面,研究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城市村镇园林建筑的营造,受到各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三种思想体系是:1、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2、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体系;3、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礼”是一种伦理政治,提倡的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和谐。其主要内容为正名分、别尊卑,其精神为秩序与和谐,其内核为宗法和等级制度。礼制对城市制度,建筑的形制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制度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这是王城的形制。《匠人》将城邑分为三级:王城、诸侯城和作为宗室、卿大夫采邑的“都”,对各自的规模,规划形制、城邑数量、布局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管仲——(公元前645后)是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是由战国、秦汉的人汇编而成的,其中记录了管仲的言行,体现了与礼制不同的规划思想。《管子·乘马》云: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在建筑和园林方面,全国各地民居建筑和园林均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体现不同地域的特色和风格,都体现了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客家民居的营造就是典型的例子。

客家居民多依风水学说选址建造,基址多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其建筑材料多取自当地,以土、石为墙,木为构架,青瓦为盖,外形庄重、朴实,与绿水青山、自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其建筑前面往往有池塘,前低后高,排水便利。后面高,又植有风水林,果木繁茂,可挡冬天凛冽的寒风,又可养水护土。建筑内的生活污水排入池塘,池塘较大,有自然净化作用,并可养鱼。池塘的水可作消防用水,又可灌溉塘边果木菜蔬。可以说,客家民居与赖特大师的“有机建筑”相符,而且是生态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工生态系统。客家民居这种生态模式乃中华先民长期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的积淀和结晶。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天地人三材合一和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之太极一元论、阴阳二元论、五行说和天人合一说以及世俗化的哲学——风水学说等等,都对城市村镇园林建筑的规划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受不同思想体系的影响,城市村镇园林建筑营造意匠均会有别。本文所探讨的仿生象物、法人法自然意匠,主要是由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指导下产生的,它符合《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准则。

《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的这段话,为我们仿生象物、法人法自然的意匠,作了很好的阐释。圣人正是通过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法人),远取诸物(象物),才创造了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这样的营造意匠,营造出与天、地、人及宇宙万物和谐合一的城市村镇园林建筑,以体现古人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

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园林、古城以及设防的楼堡村寨,都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其中,仿生象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其渊源于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风水思想。

先民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现象。直至现在,在世界各地乃至中国仍有生殖崇拜的遗风。

人类社会的生产分为两种。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生殖崇拜是人类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崇拜,包括五谷的丰饶、六畜的兴旺以及人类自身种族的繁衍。农业民族希冀农作物丰产丰收,游牧民族期望牛羊成群,固然是生殖崇拜产生的原因,而生殖崇拜的深层内涵,则是对人口增殖的渴求。原始人类的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其人口增长缓慢,不仅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下去,这是原始人类生殖崇拜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与世界各地的生殖崇拜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特色。它由男女生殖器崇拜和男女交媾的生殖力崇拜,发展出独具一格的生殖崇拜文化。

在先民的自然崇拜中,对太阳的崇拜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各种周期运动的自然现象中,月亮和太阳的运动是最有代表性的。月亮夕出朝落、盈亏圆缺的月周期运行,太阳的朝出夕落的日周期运行和春夏秋冬四季的年周期运行是先民建立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最重要的基型。两者之中,又以太阳更有代表性。对太阳的崇拜与图腾崇拜相结合,便出现三足鸟。

叶舒宪先生指出,“太阳的光和热不仅是农作物生长的保证条件,太阳的规则运行本身亦为农夫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提供了最基础的空间和时间观念,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的坐标符号。”

中国古代先民从男、女性别的显著差别中以及太阳的强烈的光、影中产生了阴阳观念,以抽象符号“—”表示男根,“――”表示女阴,以阴阳观点观察世界,从而产生了八卦,其“根喻”是“家庭”,“乾坤两卦是父母的象征,其余六卦便是三子三女”。父母为一家之主,两性交感而生育,子孙孳生繁衍,内部和谐,均与“生殖”有关。

作为自然力崇拜之一的中国古代生殖崇拜,与天地崇拜,日月崇拜,山川崇拜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宇宙观。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易·系辞上》:“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管子·内业篇》:“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由人类的生殖,推而广之,去认知天地、宇宙的生殖,即如《礼·中庸》所云:“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是《周易》和《老子》的宇宙观。

李约瑟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认为:宇宙内有两种基本原理或‘力’,即阴与阳,此一阴阳的观念,乃是得自于人类本身性交经验上的正负投影。”

嵇文甫先生说:“男女一小天地也,天地一大男女也。乾完全是表示男性,坤完全是表示女性。由他们的交媾翕辟,万物就化生出来。这明明是把两性关系移到宇宙上,成为一种性的宇宙观,对于性的崇拜也很像个样子了。”其见解是精辟的。“性的宇宙观”点出了《周易》和《老子》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即两者都有生殖崇拜文化的内涵。

然而,《周易》哲学洋溢着阳刚之美,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易传》)《老子》则主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致虚静,守静笃。”“无为而无不为。”其哲学观点散发着阴柔之美。

叶舒宪先生认为:“中国上古的原始道家思想,即老子和庄子所代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可以说是一套冬季哲学或玄冥哲学,其价值取向主要在于虚、无、静,这同以实、有、动为价值取向的儒家重生哲学或春季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传统分别植根于神话宇宙观的不同时空基础,发源于不同季节的礼仪系统。仅以老庄的归真反本思想为例,我们可以在典型的冬季礼仪蜡祭活动中找到其直接源头。蜡祭的本义在于给自然生命的周期性结束息老送终,而在息老送终的背后则蕴含着辞旧迎新的意思,只是所强调的重点不是新生本身,而是新生命孕育的前提——回返生命的本源;不是阳刚之动,而是阴柔之静;不是发生之多,而是抱藏之一;不是萌发之出,而是孕育之伏;如此而已。”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远古之时,鱼纹、蛙纹为先民女阴崇拜的象征,而鸟纹、龙纹、蛇纹为男根的象征,经图腾崇拜文化的承传发展,后来龙、凤、鱼等成为我国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题材。

此外,象征女性生殖器的葫芦、石榴、莲、梅、竹、兰等也成为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题材之一。而表达多子多福的葫芦、石榴、鸳鸯贵子、百子图等更为民间建筑所喜爱。

中华民族是龙的崇拜者,是龙的传人。太昊氏伏羲为中华民族先祖之一,以龙为图腾。“关于龙的远古图腾,其文化智慧的基点实际是崇拜人自身的生殖。”“对祖宗的崇拜,不是崇拜祖宗的亡灵,而是崇拜其生殖力。”这一生殖崇拜文化的内涵已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意蕴。《周易》乾坤的象、数、德其实均与生殖崇拜攸关。《周易》本文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这第一卦又称龙卦。可见《周易》对龙这一男性祖宗的生殖力何等推重。

当然,龙也是帝王、天子的象征,民族、国家的象征,因此,龙纹往往用于帝王宫室中作为装饰,民间建筑中是不能乱用的。

关于图腾文化的论著,国内外均有许多。笔者比较认同王大有、王双有著《图说中国图腾》一书的观点。该书认为:

“图腾徽铭文化,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底层)基础文化。何为图腾徽铭?图者文也;腾者媵也,婚媾也。图腾联文,联姻双方的民族标志的整合图符是也。徽者,符信也,徽识标志定型定性也。铭者称扬祖先,美其德,述英雄史诗、群体业绩,励后人,永葆万年昌隆。它是通过视觉形象传达祖先信息的最可靠最可信的历史档案。徽铭,即以徽图形式,使人铭记。……它记录了、模拟了、传达了天地人的综合信息,是天地人参同契的整合结果,高度浓缩为共同的心理认定的外化文化符号。联姻双方图腾标志的互用,民族名称借动物、植物、天体、山川而名,又转而指代族人、族祖先,经过简化,由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图符,构成族徽的单元基础——徽根,与氏族、族人相结合,就形成由绘画型的具象符号解释型的抽象标志互逆或伴生的构成规则和创生系统。氏族的分化并向部落联盟发展,以及由王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并立,就产生图腾层次和图腾徽铭层次的礼制化,产生原生图腾、衍生(演生)图腾、复合图腾等等不同类型。”

① 对祖先的永久纪念,通过徽志、图腾像、英雄祖先、史诗、灵魂返祖再生祭祀礼仪等文化层面得到体现。

② 图腾子裔观念,通过纹身、服饰、冠饰、居址器用兵刃纹饰、面具、图腾化妆乐舞、成丁礼、入社礼、桑社礼、婚礼、葬礼、忌讳等文化层面得以表现。其流变特征主要以吉祥图案和风俗习惯为存在形态。

族祖先(含族图腾标志)是吉祥神(降福)、保护神(怯祸驱邪)、胜利神、生命神,所以族徽图腾像于敌对力量就成为符咒、辟邪、镇宅、厌胜、谷口、面具,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器。

图腾文化的这一发展、流变和影响,是仿生象物意匠的重要的文化渊源。伏義氏的八芒太阳纹、八卦、太极图腾,炎帝氏的炎、阳、羊、牛、鱼图腾,黄帝氏的黾、鼋、龟图腾, 豨韦氏的猪图腾,防风氏的猪、凤图腾,女娲、蚩尤、共工氏的蛇、鹗、枫图腾,豢龙氏的龙图腾等,都可以在仿生象物的实例中看到其影响。

风水观念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中的万物有灵论,与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相结合。因此,风水就成为团结宗族的有利因素。

风水特别关注的是山水环境与生命体的相类,它讲究“喝形”,常常将山水环境比作人或比作龙、凤、龟、蛇、狮、虎、猴等富有灵性的动物,如称山为山龙,称水为水龙,等等。笔者查阅有关台湾寺庙的资料,把庙观周围环境比作人或动物的例子有许多。

以人形名穴的有:艋舺龙山寺之地为美人穴。开凿一池,以表示美人照镜,藉以保护风水。

苗栗县造桥乡龙湖宫坐落在日月湖(又名龙湖)之间状似灵龟的小山上,地理上有“金龙拱珠”之妙。

彰化县花坛乡岩竹村的虎山岩,在八卦山的西北麓,左右依山环抱,在地理风水上属于虎穴。

台北县五股乡宝缬禅寺,处三面环山,正面临水,面对基隆河与淡水河交汇处,山明水秀,处“三水朝堂”的风水宝地。

仿生象物的营造意匠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法人的意匠;二是仿生法动物的意匠,如凤凰、龟、蛇、螃蟹、鱼、鹿、牛、马、鲤鱼、鳌鱼、龙、鹄、蜈蚣等;三是仿生法植物的意匠,如葫芦、梅花、莲花等;四是象物的意匠,即象非生物的,如琵琶形,船形、钟形、盘形、盂形、棋盘形、八卦形等。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重视人的价值。“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认为天地之间的生物以人为最宝贵。“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按照古代天地人同构的思想,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本身是一个小宇宙。“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有始》)人有血脉,地亦有之。“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管子·水地》)正因为认为人是与宇宙万物同构的小宇宙,城市、建筑、园林规划设计中都有法人的例子。

在法人的意匠中,风水法人的例子较多,也有风水加上佛教共同法人的例子。比如唐代文成公主认为西藏地形状似仰卧的罗刹女,建佛寺以镇之的例子。

公元641年,25岁的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第二年,文成公主进藏,抵达逻娑(拉萨)的“卧塘湖畔的树林边,木车陷于沙砾中,同时发生地震,驼畜尽皆躺下。”(《宗教史·妙海》)。由于文成公主携带的释迦牟尼像在车上,于是只得在车的周围支起帐幔,就地供奉。木车陷于沼泽沙地,拉不出来。公主想,这是何故?是什么征兆?她运用阴阳五行算法,测算了拉萨周围地形的吉凶,认为所居沙地,乃龙头之门,需要建庙以镇之。她在谒见藏王时,提出在此建佛寺,得到藏王支持。赤尊公主先于文成公主进藏,也选沙地东南为寺基,但建寺不顺利,昼建夜塌,无法进行。她求助于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应允,她天资聪颖,谙熟星象学和五行说,夜观天象,昼察地形,发觉西藏地形状似仰卧的罗刹女,不利于西藏王国,需建庙镇女妖四肢。而卧塘则为罗刹女的心脏,湖水为其血液,应在此建佛寺以镇之,以土塞其血路。公主又以五行相克的道理,献策以白山羊背土填湖。

尼泊尔赤尊公主在卧塘湖填平后,建大昭寺,镇住女魔心骨。玛波日山等三山为女魔心窍脉络,决定在此山建布达拉宫,以镇之。在女魔左肩的约茹地方建昌珠寺,在其右肩的伍茹,建鸣泽寺,在其右足的茹拉地区建仲巴江寺,在其左足的叶茹建信章寺,这就是镇边四大寺,又称镇肢寺。

又在女魔左肘上建洛扎空厅寺,在右肘上建布曲寺,左膝上建江扎东哲寺,右膝上建绛真格杰寺。这就是镇节寺,或称再镇边寺。

在女魔左掌心建隆塘卓玛寺,在右掌心上建明塘吉曲寺,在左足心建日喜卓玛寺,在右足心建仓巴弄伦寺,称为四大镇翼寺。图1 西藏镇魔图

90年代在整理罗布林卡文物时,发现了两幅《西藏镇魔图》的唐卡(图1),上建许多寺庙,包括十二镇魔寺。

清漪园(即今颐和园)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为其母60大寿而修建的一座园林。园林的主题是为了祝寿,当时清漪园的主体建筑名为“大报恩延寿寺”,正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园林的布局和景点命名以“人体内景园”为本。

中国医学很早就强调保存人身的“神”的重要性,“守神”是养生的一大关键,而守神是通过对人身体中“气”的控制来进行的,并将气的循行线路——十二经脉以及奇经八脉进行描述,强调在运用气功及导引中聚神贯注,气运丹田,在凝神清净中使气血通达全身,以治疗疾病。亦即所谓:“欲长生必先却病,且甚多慢性病与中老年之衰老病,又常为药饵所难臻速效,辅以道家内功,不但可以却病,且可延年强身。”由此看来,人若想长寿却病,必须对人体自身之气进行引导,必须练道家内功——气功。然道家认为,人若得道家内功,必先对人体自身有所认识,即对人的经络、血脉有所理解,目的是有利于控制人体内的气的循行路线。为此,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进行图示,称之为“人体内景图”。为更直观地解释人体的经脉、道家将人体内景描绘成一幅极有意境的山水画,图2所示为十八世纪绘制的“人体内经图”,它描绘了人体的头部和躯干,如果练功之人达到图中所绘意境,人便可以长生。图2 人体内经图图3 内境左侧图图4 颐和园平面图

颐和园中的万寿山对应于人体的头部,智慧海暗示人脑,排云门排云殿喻喉部,延清赏楼、迎旭楼前水池是人的口部,云锦殿、玉华殿喻两耳,宿云楼喻人的面部,长长的东堤为人的躯干,知春亭隐喻心脏,龙王庙为人之肾,目的在游赏园林时“恒颂道藏真经”,从而达到《黄庭内景经》中所谓“人若恒颂玉书,呼神存真,能使六腑安和,五脏生华,返老返童”的境界,从而延年益寿(图2~图4)。这也正是乾隆将颐和园建成一座人体内景图式园林的目的。这座园林是以道家养生思想为法人意匠的。

客家民居的围龙屋和五凤楼中,均有一处称为胎土(或称化胎、花胎、花头)的所在(图5),其位置在中轴线上的祖堂之后,形如半月,高于祖堂地平。若其后无围龙屋,则呈土丘状;若后有围龙屋,则呈龟背状。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兴宁东门罗族族谱》云:“化胎(龙厅以下,祖堂以上,填其地为斜坡形,意谓地势至此,变化而有胎息)。”在祖宗的神龛下方或祖公厅后面的花胎上,都安有龙神,让其与祖宗一样,享受长年香火。“胎土”乃客家民居的“龙脉”和风水要点。其文化渊源十分久远,乃源自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

围龙屋与五凤楼的胎土,为龙脉至此,地势变化,天地在此交感,孕育了胎息。为了让胎土透气,不宜用泥灰封死,而要用卵石铺砌。这胎土乃全宅神圣之地,乃神龙之所在,主宅中人丁兴旺。民间认为,客家人是龙的传人,而主宰子孙兴衰祸福的,是祖宗和本屋的龙神,所以他们在祖宗的神龛下方或祖公厅后面的花胎上,都安有龙神,让其与祖宗一样享受长年香火。年深日久,遇到不顺吉的事多了,便认为龙势变了,就得安龙奉朝,请觋公作法以壮龙势。

如前所述,对龙的崇拜实乃对男性祖宗生殖力的崇拜,其内涵是生殖崇拜。胎土呈土丘状或龟背状,象征大地母亲的子宫,具有生殖功能。其所在正是风水穴位所在。

《青囊海角经》描述风水穴位所在:“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是以认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天门必开,山水其来。地户必闭,山水其回。天门,水来处也。地户,水去处也。……穴居其中,不居其旁。……突中有窟,高处低也。窟中有突,低处高也。状如仰掌……。”

唐代卜应天撰写、清代孟浩注解的《雪心赋正解》云:“体赋于人者,有百骸九窍;形著于地,有万水千山。……胎息孕育,神变化之无穷;生旺休囚,机运行而不息……胎指穴言,如妇人之怀胎……;息,气也,子在胞中,呼吸之气从脐上通于母之鼻息,……故曰胎息。……孕者,气之聚,融结土肉之内,如妇人之怀孕也。育者,气之生动,分阴分阳,开口吐唇,如妇人之生产也。……夫山之结穴为胎,有脉气为息,气之藏聚为孕,气之生动为育,犹如妇人有胎、有息、能孕、能育。”图6 风水穴形图

如上所述,风水穴位实为地母女阴之位,从风水图可以一目了然(图6)。《老子》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风水穴位正是《老子》之“玄牝之门”。

必须指出,南方坟墓(即阴宅)形如圈椅,与客家府第式和围龙屋民居相类似,亦有类似胎土的突起,也有同样的生殖崇拜文化的内涵。

《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里的“谷”指山谷、洞穴,地母的子宫。

周予同先生认为,中国先民以山川、丘陵、溪谷等为生殖器在自然界物化形式,“他以人间的生殖方法来比拟宇宙的生殖,于是以天、太阳、山、丘陵为男性的性器官,以地、月亮、川、谿谷为女性的性器官,而加以崇拜,于是产生祭天地、祭日月、祭山川等等的形式。”

阴宅所在也是地母子宫之所在,人死后葬于此,利于灵魂投胎转生。故坟墓有突起如胎土者。子宫中有羊水孕育婴儿,故风水穴位不可无水,孕妇怕风,故须避风、藏风。郭璞云:“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继承了生殖崇拜文化,与《老子》《周易》哲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有看到风水的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的智慧之光,才是抓住了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要旨。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县西部,这一带属富春江上游支脉兰江流域,山脉层叠,婺江、衢江分别自东南、西南来此汇合。大约元代中叶,宁五公诸葛大狮率孙瑞二公、瑞三公到现今的诸葛村所在地定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进士诸葛琪为宗谱写了一篇《高隆族居图略》:“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垗,阳则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住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冈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夫且复夹诸峦,四望回合,以龙山桥堰为水口捍门。昔之人欲于高建浮图,卜休恒吉,窃有志而未之逮也。生于斯、聚于斯,家庙庐舍恒于斯,惟我上宅始迁祖宁五公斩荆辟土,启我衣冠而永之,故绳绳蛰蛰,克有今日也。”图7 诸葛村风水结构图

诸葛村的地形很符合形势宗堪舆家的理想模式(图7)。从大处而言,其为丘陵边缘最后一处冈阜起伏之处,而冈阜起伏正是形势宗风水之基本依托。其西北高而东南低,背靠山峦而面对溪水,此为形势宗所追求的“天地之势”。从小处而言,诸葛村有一个由小山丘封闭围合的完整的小环境。作为诸葛纪念堂的大公堂正在村中央的“龙穴”上,其背有“少祖山”寺山和“镇山”(主山)“大柏树下”。其前有“案山”桃源山(又称经堂山背),有十七、八里外的“朝山”乌龙山。钟塘是它的“小明堂”。大公堂的朝向是南偏东四十度,它的纵轴线正好与少祖山、镇山和案山的连线重合,向西北远处不偏不倚的正对外形整齐的天池山主峰。天池山为祖山,岘山为近祖山,寺山为岘山余脉。以大公堂为中心,左右各有两道“护砂”。除了各有一道“蝉翼砂”外,“青龙”“白虎”两砂脉络不断,向南偏东方向蜿蜒伸展一公里多。两者之间的谷地宽约70公尺,形成“中明堂”。在村子东南方的“龙虎相会”处,也就是中水口,筑堰拦蓄了一口大水塘,叫不漏塘,以应水口“关锁不漏”。中水口之外,是广阔的稻田,为“大明堂”。向南近十公里外的游埠溪畔乌龙山下的龙山桥堰是“大水口”,流经村东的高岭溪,异常曲折,风水上称为“九曲水”。诸葛村的地形,风水上称为“美女献花形”,形如展体仰卧的妇女。大公堂正在她的子宫上,丞相祠堂位于她的阴户,大有利于子孙的繁衍。

清代客家著名风水地理师林牧,对住宅平面处理和空间组织,提出了法人的设计思想,将住宅比拟人体,以人体的比例决定住宅的比例及平面关系。“正屋两傍,又要作辅弼护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如人两手相抱状以为护卫。……两边护屋要作两节,如人之手有上、下两节之意。……中厅为身,两房为臂,两廊为拱手,天井为口,看墙为交手。”(图8)

中国古城多有一个由环城濠池和城内河渠组成的水系。它具有供水、交通运输、溉田灌圃和水产养殖、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躲避风浪、造园绿化和水上娱乐、改善城市环境十大功用,被喻为城市的血脉。“邑之有沟渠,犹人之有脉络也,一缕不通,举身皆病。”以城市水系比拟人体血脉系统,在城市水系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道家经络学说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的结合的运用。

斗栱对人体的模仿图9 汉代斗拱之一图10 汉代斗拱之二图11 敦煌石窟十六国晚期和北朝阙形龛上的斗拱

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木构已出现榫卯。最初的栌斗是作为柱子和其上枋木之间的过渡构件,用榫卯连接,其形如人之直立以头顶重物。栱出现后,最初是插于柱身上的插栱,与栌斗共承上面的枋木,其形象与直立之人以头手共同顶托重物无异。这种早期的斗栱可在后世的斗栱中看到其大致的雏形(图9)。后来,随着斗栱的发展,插栱演变为栌斗上的一斗二升、一斗三升的斗栱。原来仿人体的柱上的栌斗,由人的头的位置下降到人的胸的位置,原来的头的位置由一斗三升的中间的小斗所代替(后世称为“齐心斗”)(图10)。斗栱的这一演变极为重要,增加了一个柔性节点。众所周知,胸以下有腰,头、腰、手均可运动,其柔性可想而知。至此,斗栱对人体的模仿并未止步,十六国晚期和北朝的一些斗栱形态各异,其中有二个如人叉开腿用头和手顶托重物者。为什么一人为二腿,另一人为三腿呢?远古先民以鸟象征男根,以三足鸟作为男性的象征,并进而演化出日即三足鸟,日中有三足鸟的神话。据此可知,二腿者为模仿女性,三腿者为模仿男性(图11)。图12 铰打叠斗与人体脊柱比较

除了模仿人的体形和功能外,斗栱还模仿人体的骨骼结构和机能。潮州开元寺天王殿有层层相叠斗,明间金柱上竟达十二层,叠斗之高与其下柱高相近。这种叠斗与人体的脊柱骨的结构十分相似,是模仿人体骨骼结构和机能的一种形式(图12)。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层栌磥佹以岌峨,曲栟要绍而环句。”龙庆忠教授认为“层栌”正是天王殿这种铰打叠斗,这种叠斗汉已有之。潮州开元寺天王殿存此古制,而且在其他一些古建筑中也可见到类似做法。潮州历代多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种仿生柔性结构对抗震是十分有利的。这种叠斗在福建泉州也可见到。

斗栱发展到唐宋,在技术和制作上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各种铺作,遍布于木架的各个部位,使整座建筑物成为仿生的有机抗震建筑。地震时,处于梁柱节点位置的一朵朵铺作,通过用榫卯方式结合的构件间的相互摩擦产生阻力以消耗地震能量。由于木材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外力消除后又恢复了原位,这就是有斗栱的古建筑能抗震的重要原因之一。

宁夏卫城,其前身为宋兴庆府城(图13),“周回一十八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嘉靖宁夏新志》,卷一)

据说兴庆府城的规划设计思想是以人形为意匠的,其构思是以城郭为躯干,头部是黄河西岸的高云寺,双足直抵贺兰山。所谓人形意匠,有三层意义。一是城郭的长宽比与人的躯干相似,兴庆府城的长宽比为1.6:1,西夏帝陵园墙的长宽比也是1.6:1。二是城内平面布局与人体一样,具有对称的特点,整个城市有明显的纵轴线和横轴线,城门、道路、河渠、宫殿、坊里及各类建筑均成左右对称、前后有别、上下迥异的规划布局。三是城池本身(躯干)与郊区(头与足)之间具有如人体一样有机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其规划思想是以兴庆府为核心,西抵贺兰山,东达黄河畔,包括山河之间东西四十余公里的整个地区,都是“大兴庆府”完整人体的组成部分。作为双足的贺兰山是西夏都城的立足基地。相传城西的驸马城(今长沙城子,古称北沙城)、贺兰山麓的克夷门,均为拱卫兴庆府的驻军要塞。

兴庆府城建于西夏显道二年(1033年),李元昊升兴庆州为兴庆府,又大兴土木,扩建宫城殿宇。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自立为大夏皇帝。兴庆府作为国都,成为当时跨今宁、陕、甘、青、内蒙古辽阔地域的西夏王朝之军事政治中心,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人形城的规划设计思想,意匠独特,别树一帜,其以城市为躯干核心,河、山四郊为头、足的思想,也是合理和科学的。

凤鸟崇拜是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之一,它与太阳崇拜相结合,凤鸟(朱雀)便成了太阳的象征物。

说文:“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

据冯玉涛先生考证,凤凰即今之孔雀。“孔”即大之意,孔雀即大雀。飞翔与风有关,由于孔雀被崇拜而神化,成为司风之王,即风王,也就是凤凰。

《诗经·小雅·斯干》云:“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这里,“棘”为棱角整饬,锋刃锐利之意。“革”为翅,翼。“翚”,《说文》:“翚,大飞也。从羽,军声。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备曰翚。”

《诗经·小雅·斯干》把周代宫廷建筑比作鸟之跂立,两翼开张,其翼角,似箭矢一样尖利,其屋顶如鸟之翅,其华美如五彩翚飞。很明显,周代宫室是以仿凤鸟为意匠营造的。图14 河南洛阳隋唐东都侧天门墩台复原平面图及侧天门复原透视图

中国历史上仿凤鸟为意匠的建筑很多,如明清宫城午门平面呈凹字形,上由五座建筑组合而成,称为“五凤楼”。据杨鸿勋先生研究,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五凤楼”城门乃是宇文恺设计的隋唐东都城的则天门(图14)。宇文恺所建陕西麟游仁寿宫主殿一组以及西海南岸禁苑主体建筑一组的构图,与则天门有同样的特点,即中央主体以廊庑、阁道连结两翼从体,显示出庄严而富丽的形态。

隋代宇文恺创造的“五凤楼”形制,又由唐大明宫含元殿所继承。这一形制,平面呈凹字形,形为一只巨凤展翅,立面上则由五座建筑组成一个建筑群,形为五只凤凰,故云“五凤楼”。唐西京的西内承天门,也用“五凤楼”形制。这一形制影响了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宫殿建筑。也同样影响到民间建筑,福建、广东客家民居均有五凤楼形制。

为什么城或建筑仿龟形或像龟形?这与中国古代的龟崇拜有关。龟崇拜分为如下四方面:

(1)龟长寿,有很强的生命力,古人认为:“龟一千年生毛,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述异记》)

(2)龟形象征着天地宇宙,从而有趋吉避凶、保佑平安的作用。龟为中国古代“四灵”之一。

刘向《说苑·辨物》云:“灵龟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阴向阳,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转运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颈),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凶吉存亡之变。”图15 龟腹甲

龟的背呈圆形隆起,象征天,腹甲呈“亚”字形,象征地。而龟头与男性生殖器相似,象征人,龟就成为天地人合一的神圣的宇宙模型。这是龟崇拜最核心的内涵。正因为龟崇拜,认为龟能通神,故古人以龟的腹甲(图15)用来卜吉凶。龟腹甲的的形状,即“亚”字形,已成为神圣的符号。商人的大墓、商人的族徽均有“亚”字形者。

(3)上古轩辕黄帝族以龟为图腾,影响深远图16 北美洲伊利湖畔莫哈克河奥次顿哥村

1991年10月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VOL.180,No.4的封面发表了一幅北美洲伊利湖畔莫哈克河奥次顿哥村易洛魁人流传的“天鼋黄帝酋长礼天祈年图”,(图16),杂志内又发表了一起流传的“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这两幅图的发表,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震动,证实了北美今美国纽约州的易洛魁人,是6000至5000年前移民美洲的中国轩辕黄帝族的裔胄。

欧阳明、王大有、宋宝忠著文“轩辕黄帝族移民美洲”对“天鼋黄帝酋长礼天祈年图”进行了阐释:画面上方是位于二十八宿星空中央的填星(土星),又是轩辕星。这个轩辕星,是轩辕氏的图腾徽帜——天鼋龟,也即帝龟黄竜(音龙)。它“头对天山,尾向东南,四足定四方”——正是这一确凿的标志,无可置疑地指明此龟只能是轩辕(天鼋)氏的族徽。这是源于著名的黄帝蚩尤战争时,蚩尤作大雾三日,黄帝军民将士全都迷失了方向,军师风后献计:“将天鼋军旗之天鼋头对天山指西北,尾向东南,四足定四方。”这个口耳相传了数千年的史话,人们除了在殷商甲骨文中见到过这种指向的龟外,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具体的轩辕族徽。

《史记·天官书》说:轩辕十七星主雷雨,有十四种与云雨雷电相关的天象都由轩辕帝星主管。人们都说黄帝是黄龙体,可是轩辕十七星分明是一只大龟形,这个疑谜今由易洛魁轩辕图解开。原来“姬”姓之姬的臣是龟的侧视;黄是龟的正视;帝轩就是帝鼋;轩辕就是天鼋;天鼋氏是女性祖先掌权,所以是女主;天鼋氏未成为中央大酋长时叫天鼋氏,通假为轩辕氏;成为中央大酋长时叫帝竜(音龙),犹言帝龟,或龟帝(黄帝);立(帝)龟为竜,也就是黄帝,讹作黄龙。鲧为黄帝子孙,死化为(三足鳖),或言化为黄龙(竜),也反映了这种说法。奥次顿哥天鼋图,正是在龟下有甘霖降洒,与《史记》一致,证明黄帝确为雷精,也证明前人认为甲骨文中的,就是初文竜,是正确的。

在这个雷精龟下面是太阳、虹霓、彗星、星空、雷雨,一位酷肖华北人的轩辕酋长昂首向天,双臂高擎,直视苍天,雨露围其身,胸前左有三矢示狩猎;右有三犁、一耙一镰示农耕;颈有日从禺谷归墟升上汤谷的大放光芒纹;他的腹为龟腹甲,明言这是天鼋族人。身左为桧木扶桑(又名中华桧柏),陵山直杉木穹桑、向日葵、粟、金铃花、玉米;自身左上方向右有黑熊、狼、隼鸠、梅花鹿、松鼠、嚳山鹊、鹬鹤、天牛、蜥蜴、沙门鱼、长尾狐、片角牦牡鹿、雗雉鸡、塊斑蛇、鹣鸳、伯劳。这些动植物,既代表了轩辕人的农耕序幕狩猎经济,也代表了轩辕族团的各族图腾、族徽。至今易洛魁人仍以上述动物为族徽,而尤以龟、狼、熊三氏最为古老。

一切龟均为六十甲,背甲十三、腹甲九,裙边甲(龟背边缘甲)二十四。只有中国有六十花甲子,有六十甲子龟甲历(今日本仍流传),有十三重天,九重天崇拜,当受启发于龟甲六十,二十四节气得之于二十四裙边甲启示;龟背朝上,十三重天最高,轩辕居其上中天,周环二十八宿,为至尊;腹甲朝下,九重天在下,所以太阳、虹霓、彗星在天鼋雷精下方。请注意,印第安人和中国人一样崇拜十三和九。在玛雅、托尔蒂克、阿斯特克等历法中,以十三和二十种动植物之日配合,构成历法周期,难道不是天鼋龟甲历的反映吗?欧洲人忌讳十三,怕得要死,十三显然与欧洲人无缘。美洲玛雅等历法中的十三与九,只能源于中国。

(4)由于龟有外壳可以抵御攻击,故龟形又为设防的城和建筑所模仿,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命建阖闾大城(今苏州城前身),“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苗,以象龙角。越在已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吴越春秋》卷四)

吴大城象天法地,以天地为规划模式,在城门的种类、数目、方位、门上龙蛇的装饰、朝向等许多方面,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

由记载可知,楚人“象天法地”建造都邑的模式与周代《匠人》营国的王城形制是不同的。王城为方形,一边三门,宫城居中。吴大城并非正方形。据唐陆广微《吴地记》:“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吴都赋》云:‘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是也。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可知吴大城一边二门,水陆兼备。图17 宋平江(苏州)图

吴大城乃今苏州城前身。宋代苏州城虽说经历代改建(图17),与吴大城已有所不同,“但城垣的范围位置改变不大。”《吴地记》又云:“罗城,作亚字形,周敬王丁亥造,……其城南北长十二里,东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七县八门,皆通水陆。”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云:“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更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洫、门名,循而不变。”《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云:“阖闾城,即今郡城也。……郡城之状,如‘亚’字。唐乾符三年,刺史张傅尝修完此城。梁龙德中,钱氏又加以陶辟。”可见,宋城城池河道均与吴大城范围位置相近,城郭也呈亚字形,城的东北、西北、西南三城角均切角成折线状。

苏州所在,为水乡泽国,以神龟八卦模式进行规划设计,乃伍子胥的独到创意。苏州城自创建以来己历二千五百多个春秋,仍生机勃勃,长盛不衰,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的龟城。

以龟甲形规划设计的龟城还有不少。比如东魏邺城南城(图18)为龟形。东魏孝静帝于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居邺故城。天平“二年(535年)八月,发众七万八千营新宫。元象元年(538年)九月,发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罢。二年,帝徙御新宫,即南城也。”(《历代宅京记:邺下》)

《邺中记》云:“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

邺城南城近年曾进行探查,东西宽2800m,南北长3460m,城墙不呈直线而呈水波形,城门处作八字形。突出双阙,城角为圆形。城隅处为军事上攻击的重要目标。早在史前的古城中,在城隅处有特殊的处理,使其形状利于军事防御。

宋平江府城的东北、西北、西南三隅为折角形,对军事防御也是有利的。楚郢都纪南城也有三隅为折角形。

城墙呈水波形,利于城上守军观察及防御攻城之敌。城门作八字形,突出双阙,也是利于防御的。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传说筑自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在位)时,至今已有二千八百年历史。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筑扩建,按照“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原则和“龟前戏水”“山水朝阳”“城之攸建,依此为胜”的说法,南墙“随中都河蜿蜒而筑,缩为龟状,其余三面皆直列无依”“建门六座,南北各一,东面各二”,意为龟之头尾和四足,南门外又有二井,喻为龟眼。北门瓮城外门东向,似龟尾东甩。东西四门除亲翰门(下东门)内外门直通外,其余外门分别向头的方向弯曲,似龟脚向前爬行。故有“龟城”之称。

九江古城也呈龟形(图20)。宋岳珂《桯史》载: “九江郡城。……城负江面山,形势盘据,三方阻水,颇难以攻取。开宝中,曹翰讨胡,则踰年不下。或献计于翰曰:‘城形为上水龟,非腹胁不可攻。’从之,果得城。”

成都城形似龟。据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但一般都省称为龟城。

此外,山西浑源州城池,“唐徙治时筑,其形如龟。”陕西同州城池,“相传始建制类龟形,至唐易为方。”(《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云南鹤庆府城池,“宋段氏时,惠高筑城如龟。”(《滇志》卷20,艺文志)图22 湖州府城图图23 慈溪县城图

事实上,按龟形设计城形的古城还不止以上所列,浙江湖州城(图22),以及甘肃天祝县境内的松山城、浙东名城古慈城的城形呈龟背形(图23)。

虎门镇白沙管理区,有一座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的逆水流龟村堡(或称逆水流龟寨)(图24)。因寨内建筑布局如龟形,龟头迎着一条溪流逆流向前,故名逆水流龟寨。

该寨坐北向南,占地6889㎡。村寨内一条2m宽的直巷纵穿南北,四条3m宽的横巷横贯东西。寨内共有64间大小统一的单层瓦房,代表龟甲。寨的周围是高6m、厚0.6m的寨墙,墙内为一圈巡城廊。墙外为围绕全寨的宽达18m的护城河。因四面皆水,该寨又称为水围。村寨四角各有一座两层的望楼,代表龟的四足,南北两边中间也各有一座二层高的望楼,北边的代表龟头,南边的代表龟尾,也是全寨惟一的出入口——寨门,门前河上设吊桥(现已改为水泥桥)。

创建该寨的主人是郑瑜,为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授吉安推官,后来改摄广顺府事,因平乱护民有功,内擢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知太平府,迁上江漕诸道,又转山东按察副使,督催直隶江西湖广军需,劳绩显著,迁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官),告老还乡后卒于家,享年81岁。著有《焚馀集》。

黎氏大宗祠位于东莞市中堂镇潢涌管理区,为三进院落、两天井、四合院式布局,前有包台,两侧有厢房。东西两厢共有房15间,总面积达1152㎡。主体建筑为硬山顶,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架结构。整间祠堂从平面和空间立体布局上勾划出龟的形状。祠堂坐北朝南,东江支流潢涌河成弧形缓缓从祠堂左方流经前方,后方原来是一个池塘(现已填平),右方是一通水的沟渠。祠堂前面原有一伸入潢涌河似龟头的建筑构件,前两侧各有台阶通入潢涌河象征两个龟前足,后两侧也有两个台阶通入池塘象征两个龟后足。整座祠堂犹如一只正在祠堂爬出来伸向潢涌河饮水的龟,而祠堂主体建筑则如一个完整的龟背,一间间房屋犹如一片片龟甲,祠堂第二进建筑高度高过首进、第三进及两侧厢房建筑,使祠堂似龟背中间凸起。

黎氏大宗祠始建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历代多次重修,现保存两通石碑,上有宋、元、明代六位贤士李春叟、赵孟傑、陈琏、陈用元、答禄与权、赵宜讷为该祠堂题写的碑记。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珠江三角洲的祠堂出现于明清时期,而这两通石碑则以实物形式给这种说法提出了商榷。关于这间祠堂的布局,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建祠平地之时,来了一个布衣芒鞋的陌生文士,左观古望,前中后摆了三把交椅,然后向石龙方向走了。建祠的人觉得奇怪,怀疑是堪舆先生赖布衣,于是派人去追。到了东江独树地带才追到此人,请问之下,果然是赖布衣,于是恳请他转回指点建祠,他说:“我已摆下三把交椅,方向皆不相同,是风水中的三元不败格局。若不曾移动,祠的三栋便可交椅方向而建”。追赶的人听了这番话语,急急回转,幸亏三张交椅未动,于是按赖布衣的吩咐建祠。1994年秋,测量黎氏大宗祠三进方向,果然不同,首进为北偏西15°,中进为北偏西17°,后进为北偏西16°40′,印证了传说,这一龟形宗祠的建造应与风水思想有关。

据《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杭州西湖边有一龟形巨宅——杨府。书中记载:“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制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舍四,皆极宏丽。落成之日,纵外人游观。一僧善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时和王方被殊眷,从容闻奏,欲引湖水以环其居。思陵首肯曰:‘朕无不可,第恐外庭有语,宜密速为之。’退即督濠寨兵数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继昼。入自五书院,出自惠利井,蜿蜒萦绕,凡数百丈,三昼夜即竣事。未几,台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上晓之曰:‘朕南渡之初,掳人退而群盗起。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数郡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故诸将有余力以给泉池园圃之费。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况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即而复建杰阁,藏思陵御札,且揭上赐‘风云庆会’四大字于上。盖取大龟昂首下视西湖之象,以成僧说。自此百余年间,无复火灾,人皆神之。至辛巳岁,其家舍阁于佑圣观,识者谓龟失其首,疑为不祥。次年五月,竟毁延燎潭,潭数百楹,不数刻而尽,益验毁阁之祸云。”(《齐东野语》卷四·杨府水渠)

南翔镇古猗园内有一座龟山,四面临水,如巨龟浮于水面。山上有一龙头巨龟,即赑屃,背负“百寿图”巨碑,正面由“百岁”组成巨寿字,碑后雕刻百个不同形的“寿”字,寓意长寿吉祥。

明东陵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陵墓,位于孝陵宫东垣以东约60m处,与孝陵处同一陵城内。明东陵平面采用了龟形(图27)。朱标英年早逝,其父朱元璋尚健在,以龟为陵墓之形,或许是希冀朱标来世长寿之意。

乾隆《泉州府志》云:“初筑城时,环植刺桐,故名刺桐城。又以形似,名鲤城。”(图28)鲤鱼是富裕、吉利的象征。《艺文类聚》引《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大鱼积龙门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鱼)……”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象征金榜题名,科举中取,如鲤鱼跳过龙门,鱼化为龙。因此,鲤鱼又象征文风昌盛。福建明代以后风水学说盛行,模仿鲤鱼的形状筑城,以求文风昌盛,因此泉州有“鲤城”之名。图29 龙岩县城图

鳌鱼是江南以至岭南屋脊上作为装饰用的吉祥脊兽,它象征水,放在屋脊上以水厌火,从巫术的意义上镇厌火灾的发生。其形态多种多样(图30)。一般头较大,仿龙头形状,有的有角,有的没有。

鳌是传说中的海中大龟。在古代宫殿前石阶上有巨鳌的浮雕。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承旨等朝见时立于陛阶正中,因称入翰林院为“上(立)鳌头”。科举时代考中的进士要到宫殿台阶下迎榜,按规定第一名进士即状元要站在鳌头上,故称中状元为“独占鳌头”。

古人以科举及第为荣耀,尤其中状元,独占鳌头,更是荣宗耀祖之事,是历代读书人追求的梦想,因此,鳌鱼也就与科举文化挂上了钩。江村以鳌鱼形状设计水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图31 江村水系平面图

江村,属于原徽州旌德县白地镇,坐落在黄山东北隅。江村背依金鳌山,它是江村人的祖山,该村江氏人称“济阳江氏金鳌派。”其祠堂溥公祠的鳌鱼形态特异,有四条腿。由其祖山名金鳌山,该村江氏称金鳌派,祖祠鳌鱼与众不同,可知该村科举文化之盛。江村的村落水系的规划设计仿鳌鱼形,也就好理解了(图31)。其水系,一溪源出金鳌山,是鳌鱼活动的尾,双溪是鳌鱼丰满的脊线和腹线,村北的两条小溪和村南的七眼水塘为鳌鱼左右两只搏水的鱼翅,月亮塘为鳌鱼的鳞片,36口古井为鳌鱼的灵气之星,聚秀湖为其目,双溪汇聚的水堨为鳌鱼镇火之口。江村这一水系,寓意江氏人才辈出,独占鳌头。事实上,江村历代确是人才辈出。溥公祠祠主江溥,字纪源,明朝人,与唐寅为同科进士,因唐寅受奸人诬告考场舞弊,同科进士均受牵连,降一等使用,江溥即弃任归里,筑松竹筠书院教育子女,后六子都高中。江村老街原有五座牌坊,其中父子进士坊是为表彰江氏第48代江汉和第49代江文敏父子进士而立的。仅明清两朝,江村就出了126位进士和举人,民国初年,又有17位博士、学士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父子进士”“兄弟博士”为江村之美谈。

古凉州(今甘肃武威)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为匈奴所筑。匈奴人有龙崇拜,故筑城仿卧龙形。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图腾文化内涵,是善良、奉献和力量的象征,而牛角为威猛和力量的象征。牛被认为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老子西行骑的是牛,牛于是作为塑像出现在道教庙宇中,成为神圣的动物。以牛为城市的形态,使人觉得威武、强壮、可靠。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先是术者言京城如卧牛,贼至必击、善利、宣化、通津三门,善利门其首也,宣化门其项也,通津门在善利、宣化之间,而此三门贼必攻之地。后如其言。”后来,即以卧牛城称宋汴京(开封)城。

四川眉州城也有卧牛城之称。据《城邑考》:“州城五代时,摄守山行章筑。宋淳化五年,乱贼李顺攻围半年不能下,俗谓之卧牛城,以其坦而难攻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一)

据载,“亳州城池,明初设土城,宣德十年指挥周广以砖石包砌,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广倍之,池深一丈,阔倍之,形如卧牛,故名卧牛城,门四。”(《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凤阳府部》)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顺德府城池……及考之隋《图经》,谓石勒所筑,号建平大城,……沈存中又谓,郭进守西山时所筑,厚六丈,上可卧牛,俗呼为卧牛城。又传城西南有拴牛石,东北有牛尾河,故名。”

怀庆府城,相传,城为卧牛形,穿城济水为肠,景贤书院池为肚,土地祠前小塔为脐,西门外池为眼,俗称牛眼池,见《县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怀庆府部》)

湖北沔阳州城(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池为螃蟹形。螃蟹为节肢动物,全身有甲壳,前面的一对脚成钳状,横着爬行。《易·说卦》:“离为火,为日,为电,┅┅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龟。”以离卦蟹之象,这也是甲胄戈兵之象,用于城池之形,是很适合得。螃蟹有甲壳,有双钳,筑城以蟹为意匠,有横行不怕侵犯之意。据载:“沔阳州城池,明初指挥沈友仁循古基筑城。正德中知州李濂增筑,周一千一百六丈,高二丈四尺,为门六,各有楼。嘉靖中佥事因河为池,形若螃蟹是也。”(《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螃蟹形的意匠也与水乡有关,螃蟹为水生动物,在水乡泽国可以安生,其甲壳双钳可保自身安全。笔者到珠三角东莞水乡石牌镇唐尾村,有围墙防卫,亦取螃蟹之形。该村落坐北朝南,村前有一大两小三口鱼塘,据说,分别代表蟹壳和两只蟹钳,围面两口古井代表两只蟹眼,喻意巨蟹守护后面的村落和前面的千亩良田。

四川潼川州城(今三台县南郪江镇)为蛇形。据《城邑考》:“州城唐宋以来故址,状若蛇盘,与西川龟城对峙。”(《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

龟蛇是真武大帝,即玄武的化身,是神圣之物。玄武为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明朝太祖封玄武为“北极玄天真武大帝荡魔大天尊”,正由于此,在东川的潼川州城以蛇形营建,与西川龟城成都形成龟蛇对峙的格局。

闽浙一带的山区,多叠梁木拱桥。各地的木拱桥结构基本一致,却对木拱桥各有称呼。如寿宁称“厝桥”,是因为木拱上建有廊屋。周宁称“暇蛄桥”,庆元称“鹊窠桥”,表示其结构与虫鸟的自然形态相似。松溪称“饭筷桥”,则一语道出了至今仍流传于这一带的儿童玩耍的“筷子戏”,实际上是用饭筷搭接的木拱虹桥模型。泰顺称其为“蜈蚣桥”,也是形象说明其结构特征的称呼。

“蜈蚣结构”有很好的受压性能,只要两个端部固定,桥就能很好地承受向下的荷载。但是,由于结构的特殊,桥受到向上的反弹力,就很容易失稳遭受破坏。为此“蜈蚣桥”都采用了廊桥这种形式(图32),桥上建廊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真是绝妙之极。同时,廊桥这一形式也使廊桥更为优美。它还可以成为人们休息、交流、交易的场所,从形式到内涵,都极具感人的艺术魅力与实用价值。

蜈蚣是有毒的多足纲动物,又能作为中药入药治病。一般的人都怕蜈蚣,怕被它螫。蜈蚣为五毒之一。五毒,指蝎子、蟾蜍、壁虎、蜘蛛、蜈蚣,或指蝎子、蜈蚣、壁虎、蛇、蟾蜍。

《淮南子·说林训》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殁于蝍蛆。”这里,“詹诸”即蟾蜍。殁,即畏,蝍蛆,即蜈蚣。后一句是说蛇怕蜈蚣。中国古代认为蜈蚣是蛇的克星。而桥梁被洪水冲毁,而洪水与妖蛇作祟有关。用蜈蚣作为桥梁的意匠,则可以抵御妖蛇,洪水的为害。这或许是“蜈蚣桥”的民俗文化的内涵。

四川泸定县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一座单孔大跨度的铁链桥,桥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3年)。桥的左岸铸约长1m的铁犀牛,为铸铁圆雕,右岸铸铁蜈蚣一条,是铸铁浮雕。清查礼咏泸定桥的诗云:“左岸犀牛右蜈蚣,怪物镇水骇龙宫。洪涛奔浪走其下,迢迢波际走长虹。”可知这蜈蚣也是用来镇水的,这与传说蜈蚣是蛇的克星相关。

葫芦是远古先民的崇拜物,它有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成为吉祥的象征,又是道家的法器。葫芦作为腰舟至今仍为海南黎族、台湾土著民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广东沿海客家人、湖北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以及山东长岛地区和河南民间用为水上交通和救生工具,笔者认为,葫芦乃是以水文化为背景的生命崇拜的象征物。因此,仿葫芦形状筑城的例子较多。

明南京城形如一个大葫芦(图33),时人称为“瓢城”。其壶(葫芦)的腹部为宫城,宫城西北临大江,又有狮子山,东则有玄鸟(燕子)飞来,凤凰来朝,亦青龙、白虎之间,虎踞龙盘之地,诚是圣境形制。再加上南线的长干、雨花台,又形成坛地形态,确如甲骨之壶字。“精象纬之学”的刘基参与卜地及规划建设南京城,城形仿葫芦是不奇怪的。以葫芦为南京筑城意匠,既顺应地形,也寓意在江南水国中,城池会平安、吉祥。

四川明清两代的昭化城形为葫芦形(图34)。昭化古城位于四川广元市西南30km的嘉陵江、白龙江交江处,古时为葭萌县,为历代郡县治地,直到1952年昭化迁县城止,有二千三百多年建置历史。昭化古城在蜀汉时城池坚固,令张鲁之兵久攻不下。明以前城墙为土垣。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外部包砌以石,上覆以串房,四周有楼。为了突出葫芦形城的特色,崇祯二年(1629年)于正北增筑一台,名“金钱葫芦”。明末兵乱城池受损,但城垣和石板街道大部分得以保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三十六年(1771年)修葺城池,城墙周长482丈,高1.5丈,外围砌石,内面石脚砖身。并改东门为迎风,西门为临风(道光年间改为登龙)。北门仍旧名。南门因防洪而封闭,并倚城筑堤,防御洪水。昭化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图35 万县同治年间治城图图36 保德与府谷城市意象图

葫芦形的古城是比较多见的。四川清代通江城即为明显的葫芦形。葫芦形城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广西的崇左古城,清代万县古城(图35)等。山西保德州城,南大北小,形似葫芦(图36)。

梅花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梅花迎霜雪,抗严寒,傲然挺立,早春开花,博得古今盛赞,成为高尚品格的象征,与兰、竹、菊合称“四君子”,象征人的高洁品德。梅五瓣,象征五福,即快乐、吉祥、长寿、顺利与和平。因此,梅花是吉祥高洁的象征。崇梅爱梅,是中国文化特征之一。

宋代大文豪黄庭坚称梅花为“梅兄”,后来宋杨万里和元戴良均雅称梅花为梅兄。唐代玄宗有梅妃。古曲有梅花三弄,梅花落,曲艺有梅花大鼓。因古人把梅花拟人化,又将早春之花迎春花、瑞香花、山茶花称为“梅花婢”。在武术上,有梅花樁。又将布成梅花状的地雷群称为梅花雷、梅花阵。筑城成梅花状的称为梅花城。目前仅知河南清代的南阳城为梅花城(图37)。南阳城成为梅花五瓣的梅花城,是人口发展,逐步加筑的结果,是城防的需要,是顺应城市发展而成的形态。

非生物形为人所仿者,多为人所制作的器具或符图,如琵琶、船、盘、盂,钟、棋盘、八卦等等。

琵琶为古人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乐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琵琶行》脍炙人口,享誉千古。城形如琵琶者,有四川梁末古巴州城(图38)。巴州古城坐落在大巴山南麓,以处丘陵起伏、沟谷纵横的一块冲积平原上。城枕巴水,山环水抱,形势险要。《通志》称之为:“群山雄峙,巴水环流,扼险据塞,梁益要地。且云其交通,连四郡之边境,当八县之街衢,东南耸秀山纪木兰,西北回湍城枕字水通一线,北方汉南在其指掌,顺西江而南下,川东便于建瓴,固梁益之奥在,亦巴蜀之重镇。”

据《巴州志》《巴中县志》记载,巴州城筑于后汉,为土城,后又称为汉昌城。历经数百年。梁末(556—557年)巴州加筑外城,形成琵琶城的形状。其内城为汉土城,为“琴腹”,向西伸出的外城为“琴柱”。城垣周长720丈,城内面积270亩。后蜀广政四年(941年)重加修葺。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以石包砌城墙,高2丈2尺,周围四里,计720丈,四门有楼。直至明末,张献忠攻城,琵琶城被毁。清代顺治初年(1644年)重建城池。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白莲教起义,城池被毁。嘉庆十三年(1808年)又重建城池。巴州古城于1992年被列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

船是水上交通工具之一,船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园林中以船形建屋,便出现石舫、船厅之类建筑。划龙船、赛龙舟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文化及娱乐节目。船棺葬在古代中国南方一带盛行。“同舟共济”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互助互爱、勇往向前的格言。在战争中,同城人的命运如同是乘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的命运,城的存亡关系到每一人的存亡。以舟形为城形,便产生了船城。以船形设计城门瓮城,便产生了船形瓮城门。

明南京城的十三座城门中,三山门和通济门是以船形设计的瓮城门(图39),三山门又称水西门,门侧为西水关,为城内最大的河流内秦淮河的出水口。通济门的东水关,则是内秦淮河的入口。三山门和通济门与内秦淮河的这种密切关系,或许是以船形为瓮城门形态设计的意匠的原由。

明南京城以葫芦为意匠,寓意城市在江南水乡平安、吉祥。三山、通济瓮城门为何要以舟为意匠呢?笔者认为,这是筑城的规则设计大师以《易》经指导筑城的结果。

《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周易·涣》:“九二,涣奔其机,悔亡。”“涣”,为离散,“奔”为速走,“机”同几,因其以平置为宜,故引申为俯就得安之义。句意为:在涣散之时速就安身之处。“涣散之时,以合为安,二居险中,急就于初求安也。赖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愿也。”(《伊川易传》卷四)一说“涣”为洪水,“奔”通“贲”,为覆败,“机”为兀,即房基。(李镜池《周易通义》)亦有认为“涣”为水流,“机”为阶(汉帛书《周易》作阶),即今所谓门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四)由上释文可知,取舟形为城门之形,乃以表涣卦之象。

《易·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即“制器作事,尚体乎象。”即依据《易》来制作各种器物,最重要的是体现其卦象。三山、通济二门,取意于涣卦,以舟为器(建筑也属器)之形,意为“水流奔其门,而亡其悔,乃得所愿也。”所愿者为“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秦淮河一带,是明南京最繁华之处,三山门更是水陆百货总汇,商贾云集。郑和率船队通好南洋西亚、东非国家,即从南京出发,这一景象,正体现“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之意。

三山门、通济门以船形为瓮城形,以体“涣”卦之象。这两门与聚宝门一样,各有瓮城三道,如能保存至今,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可惜的是,只有中华门(聚宝门)瓮城至今保存完好,三山、通济两瓮城门已经毁坏,实在令人痛心。

四川会理古城是著名的船城(图40)。会理古城位于川滇之交的金沙江畔,地处金沙江北岸,东西南三方为江流环抱,与云南仅一江之隔。它既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津,又是三国孔明南征渡泸之地,为川滇锁钥,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越寯郡,辖15县,其中一名为会元县,会理属之。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于其地置会川县。南诏时置会川都督府,大理时改为会川府,元置会川路,明初置会川府,后改设为会川卫。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卫为州,更名会理。

元代建的古城址在今城西北角外黄土高阜处,为黄土城。洪武三十年(1397年),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孙禧奉命建会川卫城,初为土城,次年包以砖石,“城高二丈三尺,周七里三分,计一千三百一十四丈,厚一丈二尺,垛口一千五百一十四个,城铺三十座;濠宽三丈,深八尺,广一千三百二十二丈;门四,先惟北门建楼以司更鼓,崇祯五年,游击苏迪添建三楼。”(《会理州志》)

清咸丰十年(1860年),云南回民起义攻占了县城,后弃城而去。同治六年(1867年),于城北部修筑了外城,设东西北三关。外城为土城。“自内城东北角起至西北角止,周三方,长五百一十二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厚七尺,垛口四百五十六个。”(《会理州志》)其城形更似船形。当地百姓传说,此地原为大海,观音菩萨向龙王借来大海一角,以树叶作船修筑了这座城。但龙王有约,三更借,五更还,所以会理从此不打五更了。其后,在东南山上修一座白塔,紧锁水口,以系古城不没。

四川资中古城也是船城(图41)。古城位于沱江北岸,背靠盘峰山、重龙山、二龙山,南对笔架山。城市布局顺应山水形势,由西向东沿江伸展,形如一艘浮于沱江之口的大船,故民间有“天赐资中一船城”的说法。

四川犍为县罗城镇始建于明末崇级年间,位置不靠江河,却始终保持着物资集款中心的重要地位,与县境内的水码头青水溪镇齐名,为川南四大名镇之一。

罗城镇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丘顶上,形如一把织布的梭子,故有“云中一把梭”之称。其建造意匠为船,东西长,南北短,梭形的一面是船底,两边的建筑是船舱,东端的灵官庙是船的尾舱,两端的天灯石竿是篙竿。灵官庙左侧原有长22m的过街楼是船舱。罗城又称为“山顶一只船”。(图42)

除了以上各例外,安徽黟县西递村,安徽绩溪县龙川村都是船形,且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值得我们去探索,发掘。

以文房四宝为意匠的例子,在古村落中并不罕见,这与古代重读书、重文化、重科举的风气有关。

温州永嘉巷坡村是以文房四宝为意匠的典型例子。由南寨门进村,在中一方池,分别叫东池、西池。西池宽阔,代表大砚池。砚池北岸的空地上躺着三根数米长的石条,便是墨锭。村西方有一座山,为笔架山,正巧倒映在砚池中。村子的主街正对笔架山,叫笔街。整个村落,大体是正方形,便是一种纸,这样,纸笔墨砚就俱全了。

大旗头村位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为清末广东水师提督加尚书衔的郑绍忠所建。全村占地52000㎡,古建筑面积约14000㎡。村落整体自然环境保存完好,整体坐西向东。

村头为象征文房四宝的文笔塔、水塘、地堂、大地,文笔塔象征笔,水塘为大砚池,地堂为墨锭,大地为纸。现大旗头村已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辽宁锦州府城池,为明代所筑,“周围占里二十三步,形势若盘,俗谓之盘城。”(《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

江苏高邮州城池,“有新旧二城,今城即宋旧城也,周围一十里立为一十公步,高二丈五尺,四围有濠。地形四陲俱下,城基独高,如覆盂,故名盂城。”(《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

钟,是中国古代的用于叩击发音的乐器,也可用以报时和示警。钟鼎,为古铜器之总称,上面铭刻文字;或记事,或表彰功德。钟鼎,后亦借指功业。因此,钟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器具。此外,钟的外形中轴对称,上小下大,给人以强固、稳重之感。中国古代筑城,和近代建筑群的规划布局中,有以钟形为意匠的。

普安卫城(图43)位于今贵州省盘县,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早在普安卫设置之前,盘县历史上的普安路、于矢部、盘州等建制从未有一座固定城池作为地方官府和军事机构常驻之地。

建城之前,普安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佥事郑环选城址于番纳牟山之阳(即云南坡之南,今凤山东坡),并为创建卫城城基立下排梁。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指挥使王威率兵就城基排梁之上筑成土城,用石包砌。城垣周长4公里余,高7m多,依山而筑,西高东低,形如吊钟。西城门高居于钟之耳,其余东、南、北的城门居吊钟底部。卫城坚固,难以攻克,成为“滇黔钥匙”,“滇黔保障”。

明万历十四年(1856年),普安州治所由云盘山移入卫城,州卫同城,同城分治。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普安卫并入普安州,卫城变成州城。嘉庆十六年(1811年)改为普安直隶厅。宣统元年(1909年)改普安直隶厅为盘州厅。普安卫城于是成为厅城。

光绪十二年(1886年),普安直隶厅同知曹昌棋主持,将原土城改建为石城,并重葺西、北门两座鼓楼。1952年前,城垣基本完好。经50多年沧桑,现仅余北门一段城垣及北门鼓楼,成为这座600多年古城的象征和历史见证。

平海所城,位于广东省惠东县最南端,东濒红海湾,南临平海湾,西倚大亚湾,依山傍海,一面背山,三面临海,且境内周围有群环绕,形成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军事要地(图44)。

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岛夷之患”,在广东沿海增设若干卫所,平海守御千户所于是时设置。洪武十八年(1385年),杨勋等人奉旨从湖北汉阳府汉阳县来此,“建造平海城池,开五屯而养兵,创一城以抚民,靖海上烽烟,卫边疆社稷。”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平海所城已颇具规模,“城周五万二十丈,高一丈八尺。”有雉堞871个,辟东、西、南、北四门,门上建敌楼。城内建贯通东西南北的十字街,两侧为排列整齐的方形砖房营区。所城外形如一口燕尾古钟,故有“钟城”之称。

东门为钟城的“钟耳”;南门曰“天子门”,内有宋代王朝、马汉塑像;西门为钟城的底部;北门门有楹联“北极御星恒明,玄天隆帝配千秋”。

清康熙至嘉庆年间,重修环城沟渠,在平海所城前相继建大星山炮台、盘沿港炮台、墩头墩炮台、东缯头炮台和吉头炮台,筑成一道坚固的海防线年)各城门楼,东、西、南、北四门均用砖石砌成拱劵门。现今城墙、门楼完好,古城内保留了古十字街、“七星井”,会馆、戏台及众多的寺庙,如西门侧的城隍庙,还有龙船庵、东岳庙、龙泉寺、榜山寺、普照庵、谭公庙、觉明洞、觉莲庵、东庵、白衣庵、张飞庙、关帝庙、圆觉庵、园皇庙、龙山庙、龙图阁、大王宫、天后宫等。1991年2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

中山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图45)。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春在北京逝世,同年举行陵墓设计方案竞赛,中山陵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中指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有40多份中、外建筑师提供的应征方案。最后评出前三名均为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获一等奖,范文照获二等奖,杨锡宗获三等奖。决定选用吕彦直的方案,于1926年奠基,1929年建成。

中山陵基址周围山势宏美,松柏苍翠,陵园顺山势而筑,总体布局沿中轴线分为南北两大部。南部包括入口石牌坊和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祭堂、墓室,绕以陵墙,“略呈一大钟形”。

为何以大钟形为陵墓的平面规划设计意匠呢?因大钟形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为拯救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中山陵把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吸收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特色,去除了神秘色彩,使中山陵既庄重、严肃,又开朗、简洁,既有民族建筑风格,又散发着民主现代的气息。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里程碑。

中山大学的前身为1924年11月孙中山创办的广东大学。校址初设广州文明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7月改名中山大学。1923年2月,邹鲁任校长,因文明路地方狭小,决定在石牌五山地区建新校。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由留美归来的杨锡宗建筑师主持,他与校长邹鲁共同完成了校园的规划,特点是平面布局上模仿了一个钟形。此外,杨锡宗设计了牌楼一座、农学院教学楼一座、工学院教学楼二座,和学生宿舍若干座,建筑均为中国民族形式。

第二期工程于1933年起由林克明主持,他设计了农学院教学楼二座、理学院教学楼四座、法学院教学楼一座,学生宿舍及食堂若干座。

中山大学校园建筑均为中国民族形式,但又各有特色,互不雷同。校园以巨钟形为意匠,笔者以为一是“中”与“钟”谐音,强调这是中国中山大学校园,建筑均有中国文化风韵;二是以钟形喻校园为一巨钟,警钟长鸣,唤醒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徽州绩溪县岭北上庄镇石家村,是一个以中国象棋棋盘为意匠布局的古村落,俗称棋盘村。

以石家祠为“帅府”,左右两侧的民居墙上各有一个红色的“士”字,祠堂前面为一口长方形水塘,象征象棋中的“九宫”,塘中间筑有一方形石墩,边长约6.7m,上有两棵古柏,石墩象征“帅印”,石墩上的古柏是“印把子”。石家村的村落布局是以“帅府”、“九宫”为中轴线,左右对称,按着象棋红方的棋盘布局,“帅府”与两边分列的“士、相、马、车”一字排在棋盘底端边线上,一棟棟民居是“棋子”;三条横街是棋盘中的三条“横线”;桃花溪堤岸是红方棋盘的“河界”边线。南北向的纵向街道是红方棋盘上的九条“直线”。每条横街的两端都建有闸门,昼起夜闭,可防盗防匪。

为何会营造一个棋盘村呢?原来,石家庄的村民是北宋开国元勋石守信的后裔,石守信与宋太祖赵匡胤交谊甚笃,结为棋友。这是石氏子孙之荣耀。石守信第十三代孙石迁,元至顺年间(1330—1333年)任徽州主簿,殁于任中,其子孙将其灵柩葬于村后南山,并在山下结茅守孝。为纪念祖宗的功德,显示祖宗的荣耀,故以棋盘为意匠营造石家村,并在《石氏家谱》中告诫后人“村如棋盘形,建房不得阻塞街道”。

石家村民宅一律坐南朝北,一是因其远祖原籍甘肃,面向北方以示不忘祖先;二是风水认为南向属火,火克金,于经商不利。村庄采用红方棋盘建设,因棋规中红方是下方,君臣对奕,不可犯上。村中遍植石榴,希冀石氏如石榴,多子多孙。村中翠竹长青,寓意石氏人才两旺官运亨通。

八卦,相传为伏羲氏所作。《易纬》:“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以一长横(阳爻),一断横(阴爻)两种为根本,由三个阳爻、阴爻,或一阳爻配二阴爻,或一阴爻配二阳爻,共为八种形式,故曰八卦。八卦象征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自然现象和多种社会现象。八卦之两卦,两两相叠又成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

营造建筑、村落、城市以八卦为模式,是追求天地和谐合一的理想居住环境的体现。这方面例子很多,成都青羊宫三清殿南有八卦亭,客家民居有福建诏安的在田楼、永定的承启楼、漳浦的八卦堡、永定西坡天后宫土楼塔、广东饶平的道韵楼等,均以八卦为营造模式这里不再赘述。

浙江兰溪的诸葛八卦村,借用周围八山围合的小盆地建立八卦村,外八卦内八卦分明,中央又用水、陆构形太极图(图46),历代学子成绩优异,名医辈出,成为名医之乡。

近几年,经北京大学两位学者王思涌、吴必虎的探索考证,发现辽宁东部的小城——桓仁城是一座八卦城。桓仁城在位于浑江与哈达河交汇处,从五女山上的俯瞰,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河流依山势在山间蜿蜒盘桓,形成天然的太极图形,而城则建在这阴阳鱼的阳极上。该城始建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城墙现仅保留一段约20公尺,城的格局仍保持八卦格局。

中华传统的仿生象物营造意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理智慧、奇思异想和创造精神,它使我们的建筑城市村镇园林如同自然界的物种一样丰富多样,千姿百态。这种仿生象物的营造意匠,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总结发掘、继承和发扬。

吴庆洲,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09年第1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吴庆洲.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M]//王贵祥.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壹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